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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副刊】记忆中的生产队长

来源: 平凉日报  作者: □吕福贵   2015-09-11 15:30  编辑: 顾洋


  记忆中的生产队长

  提起生产队长,现在的年轻人比较陌生。曾几何时,在人民公社时期,生产队长“职小位重”,是一个管事挺宽的“官”。

 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,有一位生产队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  1975年初中毕业,只有14岁的我回到家乡务农。一天早晨,我挑着笼担跟随母亲去饲养站挑土粪时,却被队长挡在了门外,理由是我年龄太小。后来,在母亲再三请求下,队长才允许我参加劳动,并约法三章:不准偷懒,挑的笼担拿的铁锨要和大人一样大,和大人干一样的活,但只能挣娃娃工分。每天凌晨,我还在梦乡中沉睡,就被队长的吆喝声唤醒,母亲赶紧点亮油灯,我则不顾满身的疼痛,一骨碌爬起来,边揉眼睛边穿衣服,然后拿上晚上烙的两个硬邦邦的菜馍,挑上笼担,冲向茫茫夜色中,等到天亮时,我们已经在沟里往上挑了十几趟山土,腿软得实在挑不动了,便掐一疙瘩馍放在嘴里嚼,以补充体力。看我肩膀压得红肿,手上磨出了血泡,母亲心疼得直掉眼泪。

  印象中最好的队长叫吕建文,为人正直,性格豪爽,敢抓敢管,不徇私情,社员们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——“争人”,我们叫他小名“爱文哥”。又一次冬季农田改土时,挖一堵墙,好几个年轻人跃跃欲试轮番上阵都没放倒,爱文哥上去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,抡起?头,几下就将墙挖倒了。他嗓门特大,每天清晨,他站在饲养站高高的粪堆上往三个庄头吼三声:“劳动了——”,沉寂了一夜的村子一下子热闹起来,全队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,拉架子车的、挑笼担的、扛?头铁锨的,赶集似的都到齐了。然后他干脆利索地派活,让谁干啥就干啥,从没人敢挑三拣四。对那些不听话的人,特别是青年人,轻则在群众大会点名批评,重则要在大会上站起来做检讨,让其他人批评帮助。对个别耍奸溜滑的,打庄骂社的,屡教不改的“三愣子”,他会毫不留情地施以拳脚管束。毗邻大队有个厉害出名的队长更是别出心裁,冬季社员休息学习时,实在没其他活干了,他便让四类分子推着碌碡满麦场转,反正就是不能让你闲下。有一次,家里没粮吃了,母亲让当支书的父亲给队长说一下,照顾些回销粮,父亲说,你到群众会上去争取吧。谁知母亲一提出来,不少人哈哈大笑,支书家里能没粮吃?母亲急得眼泪都出来了,我家里下午就没吃的了,不信派人去看。众人这才确信没粮是真的,决定给十几斤玉米。

 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生产队已穷途末路,土地广种薄收,亩产只有百十来斤,社员的日子越过越穷,家里劳力多的人、能偷的人、会投机钻营的人,每年得到的粮食还基本够吃,其他老实、本分的人家分到的粮食就不够吃。我们家所在的大队,有7个生产队,社员干一天活,仅仅能挣到8分钱。面对这种局面,谁还愿意当生产队长?有的即使当上队长,也没有长远思想,干一年就撂挑子。有的生产队,实在选不出队长,就让大伙轮流当队长。1978年,大队里要招聘一名民请教师,我参加了考试,并考了第一名,但支书卡住了,他借机向已赋闲在家的父亲提出了一个条件,只要他答应当我们队的队长,便让我去。我们队是个烂摊子,“地平畛子长,年年吃的回销粮”,好久选不出队长。为了儿子,建国前参加工作,曾经当过乡长、公社副书记的父亲便委曲求全地答应了。他一干就是5年,母亲常埋怨父亲,你当队长最大的落头就是给我们家分了12亩又远又薄的没人要的责任田。1981年包产到户,队里几十亩不长庄稼、离村庄又远的土地就是没人要,扛了好久,父亲便给我们家一下子分了12亩,问题迎刃而解,其他地很快也就分下去了。借助农村改革的春风,公道正派的父亲,显示出了一个老干部的魄力,把一个出名的落后生产队领导成了先进生产队。

  生产队长,这个人民公社化的产物,已经随着历史的潮流渐渐远去,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它仅仅只是一朵短暂泛起的浪花,但它却折射出了一个时代记忆,令人难以忘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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